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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在小金

中国阿坝州门户网站  www.abazhou.gov.cn  发布时间:2013-03-14 来源:阿坝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

  背景: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抵进邛崃山脉东侧的天全、芦山、宝兴地界,基本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防线,进驻松潘、茂县、理番、威州等地,形成红军两大主力汇集懋功的军事势态。

  正文:小金旧称懋功,地处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多个民族,其中藏族占大多数,属嘉绒藏族聚居区。

  杨天良(原小金县政协副主席、小金县党史办主任):在红军进入懋功的时候,当时小金的人口还不到3万人,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广大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而且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四面环山,交通十分落后,进入懋功要翻雪山。

  正文:1935年6月,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到来,红色革命的激流冲破了高山峡谷的黑暗,从此也揭开了小金历史新的篇章!

  杨天良:1935年年初,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并于四月底到五月初陆续地进入阿坝州。四方面总部派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5个团到懋功迎接中央红军。由九军二十五师的师长韩东山作为先遣队,他率领3个团,李先念和八十八师的政委郑伟山随后行动, 6月5号就占领了两河口。6月8号,消灭了地方武装近千人后于凌晨在小金县城北面架设了一座浮桥后,就占领了懋功县城。到了县城以后一部分部队留在懋功,一部分就到崇化(金川),还有就是丹巴担任警戒任务;其他部队于6月9号就占领了达维。到了达维以后部队又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就到日隆巴郎山担任警戒任务,另一部分留在达维筹集粮食、打扫卫生、书写标语。

  正文: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气候环境恶劣。要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汇合,夹金山是中央红军必须要迈过的坎。

  杨天良:当时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一方面军多数是南方人,有些战士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雪山。当时有些战士还想看一下稀奇,这么大的雪山!结果越走空气越稀薄,加上夹金山气候变化无常,时而出点太阳,时而下冰雹,时而雨夹雪。当时先遣队衣着都很单薄,结果到了半山以后,战士们冻得浑身打哆嗦。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午3点钟,他们终于爬上了夹金山的山顶。

  正文: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派出的策应部队在达维乡夹金村木城沟会师。

  杨天良:下山后刚走到山脚下,他们就发现前方有部队。他们想,我们就是先遣队,不可能还有走在我们前头的队伍。所以他们当时用号音进行联系,对方也回答了的。于是,他们就派人去侦察,回来报告说是四方面军的战友。喔,这个时候,我们先遣队的同志就从山上蜂拥而下和四方面军74团的战友长时间地拥抱跳跃,在一片欢呼声中他们去了达维镇。

  正文:虽然中央红军直属部队在翻越夹金山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翻越夹金山时遇到的困难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杨天良:当时走的时候,一人准备了一根杵路棍,而且还带了辣椒、生姜水,还准备了些烈酒御寒。中央领导过山的时候,开头有些过走,走到后面实在不行,鼓励自己尽快地过山,用数步子的办法,鼓励自己走100步,才能站一下,开头还能够走到100步,最后就降到50步,50步不行,就降到20步,走20步站一下。而且部队相互之间勉励,翻过夹金山,与四方面军汇合,不能掉队,要战胜一切困难。部队的号召力还是比较强的。当然也有很多战士,确实不行了。当时红军走后,当地老百姓从那里过,都能看到牺牲的红军战士。

  正文:14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直属部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翻越夹金山进抵达维,受到四方面军在达维桥头的夹道欢迎。这标志着红一、四方面军成功会师懋功大地。会师的当晚在达维喇嘛寺前的一块开阔地上举行了隆重的会师联欢大会,热烈庆祝两大主力军胜利会师。6月1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领导离开达维向懋功进发。到达懋功县城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天主教堂的厢房内会见了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

  杨天良: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几个领导就在天主教堂的厢房会见了李先念。他边把军事地图打开边问李先念,岷江、嘉陵江这些地区的地形地貌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你们能不能再打回去等等。这个时候,李先念给主席汇报了他从理县到懋功一路上看到的情况,他讲一路基本上只看到几个牧民,而且都是大山,如果部队长时间住在这个地方,给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毛主席边听边点头。

  正文:16日,红军总政治部决定在懋功休整2天,期间在当地的天主教堂内开展了团以上干部交流联欢活动,史称“同乐会”。

  杨天良:当时会师以后部队进行休整,在休整期间进行慰问,互相赠送慰问品。通知发了以后,四方面军的同志非常热情,他们把从川陕根据地带回来的舍不得穿的、舍不得吃的全部赠送给一方面军。6月16号,由总政治部在天主教堂举行干部同乐会,朱德、张闻天在会上讲了话,会完了紧接着就是会餐,餐后进行文艺表演,其中战士剧团表演了一个叫做一只烂草鞋的节目,它是讽刺挖苦国民党,尾追红军追不到只捡到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烂草鞋,当时看节目的人笑惨了。

  正文:部队休整期间,为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的目的,红军在县城的教场坝和四方台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杨天良:团以上的干部集中到天主教堂,其他的就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教场坝,一个是四方台子来进行联欢活动。

  丁星:第一次,红军会师以后到小金来,毛主席和周恩来住在这(天主教堂内)。第三天才召开的群众大会,毛主席讲了话的。我们都跑去了的嘛,会后第二天就成立了儿童团、妇女会、武工队,我们那个时间已经八、九岁了,一人给了一根一头红,一头白的木棒棒,还跑去站队。

  正文:在两军会师以前,中央红军一直处于流动状态,战略方针也随着敌我形势变化不断地更新。在会理会议以后,中央准备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两军在懋功会师以后才发现,这一带并不适合建立根据地。

  杨天良:当时中央到了懋功以后看到地形地貌都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地方要建立起根据地可能就有些困难了。所以,当时两军会师以后,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觉得两军会师后力量壮大了,其它有利因素也比较多,但是不利因素也存在。一个是这个地方容易牵制敌人,但是容易被敌人封锁;还有就是这里全是雪山草地,不利于大部队大踏步前进或者后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给养问题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解决的,这样,中央就改变了原来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所以就准备向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正文:为统一战略方针,实现中央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先后3次给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发电报阐述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

  杨天良:6月17号,党中央就把向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电告给四方面军总部,17号,张国焘就复电给党中央,先提出一些理由,说北川这一带水深流急,敌人早有所准备,给养问题不好解决,不利于大部队行动等等,他当时建议集中主力向西,实在不行又向南。17号就回电给中央,18号和20号,中央又给他发了2封电报,其中20号这封电报就要求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榷一切。

  正文:两军会师后,红军在懋功须解决三大问题。第一是决定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第二是筹集粮食为北上作准备,第三是抓好队伍建设。由于国民党在红军进入懋功前就做了大量反面宣传,大多数群众因为不明真相,对红军的到来感到恐惧,纷纷逃跑或藏到深山里,懋功的情况对于红军立足十分不利。

  杨天良:当时在红军进入懋功前夕,由于反动派的宣传,当时说共产党共产还要共妻,红军是红眉毛绿眼睛,见人就杀。

  郭贵忠:当时根本就不晓得啥子叫红军,啥子叫共产党。红军还没来,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就是王仲湘,抚边区的区长,王仲湘就喊他的手下王光汉,还有魏家山的土匪魏育生这类土匪头子到处宣传。说红军是霉老二,要从这个地方过,他们要杀人、吃人、喝人血,就喊老百姓,全部躲藏,把家里面吃的粮食全部藏在金洞子里面不要与这些大兵接触。

  杨天良:当时有些有钱人都跑到成都呀、灌县去了,来不及跑的就躲进深山老林,一般老百姓也害怕,好多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抚边一条街的老百姓都跑完了的,只有那些确实是没有金银的、没有粮食的,特穷的穷人些,他觉得跑不跑都无所谓,那一条街才留了几个人。

  正文:红军从部队政治机关抽派党员干部,组建了各级苏维埃政权。红军亲民爱民的举动和形式多样的宣传得到了小金各族群众积极响应。在新生政权的带领下,懋功人民配合红军开展游击战、筹集粮食,在小金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杨天良:红军在进入懋功之后,先后在抚边、懋功建立了抚边县委、懋功县委,马上成立了这两个县的苏维埃政府,从村上到乡上,都建立了的。苏维埃政府建立起来后主要任务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做好动员工作,群众在家的就去做工作,动员他们上山去喊,动员亲戚、熟人上山喊大家回来,第二是红军和当地苏维埃派的工作组进行宣传,第三是组织部队、组织文艺组到各地演出。

  郭贵忠:那些红军战士就喊老乡啊你们回去,一个是没有枪,衣服是破烂的,破旧的很,多远就给他们行军礼,多远就跟到他们握手,笑脸相迎喊他们回家。有几个胆大的就跟到红军战士从城隍庙沟回到了老街上,一看啊全街都是这种兵,住满了的,他们各人回家去看呢,门上挂的有锁,各人的锁是好好的,门没有人动,他们把门打开了,家里面的家具一样都不缺,这些解放军门都没动,在门口铺的床铺,没有进门。

  杨天良:红军做宣传工作特别到位,红军进入懋功以后,凡是有交通要道的地方和农民的田边地坎,都是在石头上刻了标语的;然后在住的地方、在板壁上呀,反正是能够写的地方都写了的,就是宣传红军的主张。比如打到蒋介石,不准虐待农工,还有北上抗日等等。在当时宣传鼓动下,好多老百姓也就回来了。

  杨天良:老百姓动员回来之后进行了打土豪、分土地这些运动。当时部队和苏维埃调查了一下,看哪些最贫困,哪些最穷,然后就分好地,当时用绳子量一下,立一个牌子,这个是张三的,这个是李四的,就分了。

  郭贵忠:罗老汉,就是罗茂林这位老人,他当时也没有走,他是一个孤人,他在帮杨地主,地主在那个地方有几十亩土地,他就在帮杨家收租,守财产,当时周围邻居几家人都跑完了,罗老汉也准备上山躲红军,要出发的时候,人都来了,他从门缝里面看到几个当兵的,衣服破烂,确实这个军衣、军帽很不是形象,他就觉得这个肯定就是前几天土匪宣传的霉老二来了,于是他就找了个青木冈棒死死地把门顶到。他正在顶的时候,外面就传来了他熟人的话语,就是赵海山。

  正文:赵海山是木坡达尔扎村人。红军从木坡经过时,毛泽东曾经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晚上,并与他促膝长谈。离别时送给他了一双象牙筷子作为纪念。

  郭贵忠:主席就带着三位红军战士到了木坡达尔扎村,在一位懂汉语的藏族同志叫赵海山屋头住了一天多。赵海山的岁数比毛泽东大两三岁。于是他们就称兄道弟,他称他为赵哥。

  赵开信:晚上呢,爸爸说的这个人摆龙门阵呢,说老实话,他说有头有尾的,越听越想听。他就问到我们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情况啊,人民的生活状况啊,和这个上层人士对农民的剥削残酷程度,以及当地的土匪、舵把子些如何对农民的残害,这些一样一样地在问,最后爸爸就把当时的黑暗专制、人民的痛苦情况些一律给他摆过。摆了过后呢他就说,你们咋不组织起来跟他们斗呢。爸爸就笑了一下,他说我们怎么组织嘛。

  郭贵忠:毛主席和赵海山在赵家屋头,基本上通宵达旦地吹得很上劲,赵海山也觉得他眼前这位军人说话这么客气。于是第二天他就问他主席啊,你会不会吃狗肉,毛主席也没有听懂,就说什么狗肉,他就把他的狗拉起出来,说你会不会吃这个肉啊,主席是相当高兴,主席用他的湖南话说,会吃,会吃,好吃啊!

  赵开信:只要你想吃嘛,兄弟就给你宰一条对了。哦,马上去。爸爸又麻利,挑了一个最大的毛子狗给他宰了。

  郭贵忠:第三天,毛泽东就随着他的三个警卫战士和赵海山徒步走路上抚边破碉那个地方。赵海山喊罗老汉把门打开了,给他说,这些红军专门为我们老百姓打有钱人的,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做事的队伍。他拿出家里的咂吧烟、水烟就请毛主席抽,毛主席从包包里面取出来一张纸,那种兰花烟,就裹纸烟,问他一些抚边的一些情况,谈了很多很多。大概是在中午一点过的时候,都很饿了。三个战士就找罗老汉商量,意思就是把他的锅灶借一下用灰面调成了糊糊,调好了首先就给罗老头舀了一碗,赵海山一碗;罗老头一看,哎呀,这些跟到土匪说的不一样,他就壮起胆子捞了大概有一斤左右的酸菜粑粑请这些红军战士吃,战士吃了过后摸了一个银元递给了罗老汉。罗老汉不要,主席就给他讲,这个是我们这支军队的规矩,说了一阵,罗老汉就把这个钱收了下来。罗老汉就觉得啊,这些军队、这些人啊和杨乡长、王区长他们宣传的不一样,既不杀人也不吃人更不喝人血,他们是好人。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壮起胆子,他就和赵海山商量给他们点洋芋。毛主席就派了几个战士跟到罗老汉,又从抚边老街返回到破碉去,当时去了七八个人,罗老汉说人太少了,人太少了。到了以后,他就把那个石门打开一看,还有将近六千斤左右的洋芋,所以啊几个战士啊就一家拿了一袋背到抚边,然后就又去了将近一个连的战士,罗老汉就把那六千斤洋芋送给了红军。

  杨天良:还有当时苏维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红军筹集粮食。虽然当时四方面军从理县过来带了一部分粮食,但人背的也吃不到2天,一方面军从宝兴过来也准备了一点,但是不行,也没有多少,所以当时苏维埃就配合部队进行征粮。征粮一种是老百姓的,就出钱买,属于地主、土豪的一律收缴。

  郭贵忠:抚边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抚边乡人民政府,有生活委员、土地委员、粮食委员等,还有粮台、庄房、菜园各个村都成立了农会,成立了游击队。游击队主要是给红军收粮,当时叫做打粮队。大户人家的粮食就进行没收,抄没。才三天时间就有两万多斤粮食,有胡豆、玉米、青稞、豌豆等等。

  正文: 红军进入懋功后,教育官兵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规定向回、番民购买物品要照货给价,不干扰喇嘛们的宗教活动等。由于部队官兵严格贯彻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杨天良:当时在营盘街,是一个回族聚居区,那里有一个清真寺,在国民党时期,国民党官兵跑到里面去杀猪,回民相当反感。红军到这里来的时候,当时李维汉还亲自到营盘街去看了一下,还买了一些牛,在清真寺杀了给大家分了,就是一斤把牛肉。然后还写了一个匾:“保护回民”。

  刘国玉:红军走了过后许多老百姓还是非常依恋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乱来。

  正文:由于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四方面军产生了分歧。为统一战略方针,确定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于26日至28日在两河口关帝庙内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了两大主力军会师后的重大战略方针,明确地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杨天良:25号,张国焘骑大白马,在30多个卫队士兵地护送下,到了两河口。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召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出席了会议,这个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代表中革军委就目前的战略形势、战略方针向会议作了报告。周恩来报告完了后,张国焘、毛泽东、彭德怀等等,有13个同志相继发言,在发言当中,大家都一致同意向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正文:两河口会议后,中央红军于6月底离开两河口翻越梦笔山进入马尔康地区。一方面军后续部队及四方面军三十九军、九军部分部队仍在懋功境内,帮助懋功建立县、区、乡、村政权,组织游击队,继续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开辟根据地,直至1936年7月。从1935年6月红军进入小金到1936年7月红军全部撤出小金,红军在小金战斗生活整整13个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小金人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各族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群众的一致拥护,小金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军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小金儿女前赴后继,代代传承。(记者 刘旭初 曾广荣)

  记者感言

红军精神永放光芒

  一部片子,向我们展示旖旎风光、厚重历史的神奇;一段历史,向我们诠释艰难困苦、战天斗地的恢宏;一个故事,向我们描绘惊天动地、刻骨铭心的悲壮。

  《红军长征在小金》影片带我们进入了长征时间红军在小金那段光辉岁月留给小金人们的感动。小金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军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小金儿女前赴后继,代代传承。

  也许有人说,红军长征离我们已经远去,红军精神也随着落伍。但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瑰宝,是中华民族的不朽雄魂。一个民族、国家和政党,都必须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和精神支撑。当前,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化。如何让党的光荣传统薪火不熄,世代相传,就需要我们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找准适当的切入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让长征精神真正发扬光大,在“深刻了解过去”的前提下,争取“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因此,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显得尤为重要。

  与其说红军能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天上飞机、地上大炮的不停轰炸下,最终能胜利,并建立新中国,是一个奇迹,倒不如说是一种意志,一种万众一心、团结拼搏的精神。

  当今天的我们再次回过头来,达维会师桥、懋功同乐会址、两河口会议会址、抚边红军石刻标语……一处处历史古迹、一段段红色故事,历经了风雨的侵蚀和吹打,仍以一种昂首的姿态巍然屹立。追寻着先辈们曾经的足迹,不禁感慨万千,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激励人们阔步向前的伟大长征精神。过往的历史仍在不停敲打着我们的心灵,英勇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阻,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这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红”永不褪色,“红”活力无限,今天的小金大地,处处充盈着红色的革命精神,新一代的小金人从老一辈革命人手中接过建设新中国的接力棒,继续着他们未走完的革命道路。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必将在小金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代代相传,永放光芒。(杨学品 记者 韩秀全 叶其军)

  编导手记

一路走来 感动常在

  其实这部纪录片最初的选题为《红军长征在阿坝》,但通过前期的酝酿,大家认为《红军长征在阿坝》选题太大,要在35分钟内讲述这段历史难度太大,不好驾驭。在征得州口述历史办公室的同意后,把题目改成了《红军长征在小金》。

  由于对于拍摄口述历史纪录片这项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大家心里都没底。虽然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掌握的信息仍然不多。哪些人来讲,讲什么内容都随时困扰着我们。我和摄制组的同志通过前期走访,掌握了大量信息,但信息量仍然不足。我们一边采访,一边搜集信息的办法,使整个故事的血肉逐渐丰满。

  在采访中,我们重点围绕红军翻越夹金山、达维会师、懋功同乐、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几个大事件作为主线,采访了红军在翻越夹金山时的艰辛,在达维顺利实现会师后的喜悦,在懋功休整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小故事、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的故事以及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两军战略方针的故事。

  从9月初开始撰写脚本到11月中旬脚本基本成型,这中间花了摄制组大量的精力。光听采访同期声就有6万多字,要在这么多文字里面选择有用的信息进行串接,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难度可见一斑。虽然很辛苦,但随着工作的深入,看着自己的辛苦有了成果,喜悦的感觉充斥着我们摄制组每个成员的心间。

  这部片子最终拍摄成功要特别感谢杨天良主席。他告诉我,在他任中共小金县委党史办主任期间,为撰写红军长征在小金这段历史,他和其他党史办的同志跑遍了小金的山山水水来寻找流落红军、苏维埃成员和相关知情者,并做了详细的访谈记录。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搜集相关史料,从不同角度研究这段历史,因此他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功讲述。据他的女儿告诉我,虽然她的父亲对这段历史非常清楚,但为了配合口述历史摄制组讲诉好这段历史,他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查阅资料,准备讲述的内容。

  在我看来,《红军长征在小金》这部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它的艺术价值。在拍摄这部片子中我深深感受到,这部片子的拍摄已经迫在眉睫。过去曾参与整理撰写这段历史的人都已经70多岁了,而曾经见证这段历史的人都接近90岁了,如果再不整理这段历史,许多细节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我并不希望评委会给《红军长征在小金》这部口述历史纪录片有多高的评价。我们只是作为历史的整理者,希望我们的作品能真正发挥州委最初确定拍摄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目的——存史、资政、育人,我们的所有辛苦也算有了回报。(记者 曾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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